结婚第七年，沈砚带我去拍了一张全家福。

摄影棚里摆着四把椅子。

沈砚坐在正中央，去世兄长的遗孀苏婉站在他右边，苏婉的孩子沈星河依偎在他们膝前。

我被安排在最外侧，半边裙摆落在镜头之外。

摄影师看了看取景框，尴尬地提醒我。

“沈**，要不您往沈先生身边靠一点？”

我刚要起身，苏婉已经自然地将手搭上沈砚的肩。

“知微坐那里就行。”

“她不喜欢小孩子闹，离远点还自在。”

仿佛位置不是她占的，而是我主动让的。

沈星河忽然扭过头，指着我问：“爸爸，她为什么也要拍我们家的照片？”

摄影棚骤然安静。

我看向沈砚，等着他纠正那声爸爸。

可沈砚只是皱了皱眉，将孩子抱到腿上，耐心解释：“不能这么没礼貌，她是你婶婶。”

也是他的妻子。

只是后半句话，沈砚没有说。

快门落下前，苏婉微微偏头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笑道：“别往心里去，孩子只是更喜欢我和沈砚在一起的时候。”

照片定格的瞬间，他们像真正的一家三口。

我则像被临时拉来凑数的外人。

回家后，沈星河争着挂照片，失手将相框摔碎。

玻璃砸破我包里的药瓶，白色药片滚进地毯。

恰好来给孩子体检的家庭医生捡起一粒，脸色骤然变了。

“许女士，这药您吃多久了？”

我茫然地说：“七年。”

“沈砚说是调理激素的营养剂。”

医生没有继续问，只让我立刻去医院。

检查结果出来时，外面已经天黑。

长期避孕药。

永久生育损伤。

严重药物性肝病。

医生告诉我，即使现在住院，乐观估计也只剩四个月。

我握着报告，想起结婚第二年。

那时我第一次提出要孩子。

沈砚抱着我说，苏婉刚失去丈夫，星河又患上分离焦虑，不能再受刺激。

他说等孩子接受这个家，我们就生一个自己的女儿。

后来我从三十岁等到三十七岁。

白天替苏婉照顾孩子，晚上服下沈砚亲手分装的药。

我曾以为，责任可以给他们，爱总该属于我。

原来沈砚连成为母亲的资格都不肯留给我。

回家后，我捡起那张全家福。

剪刀沿着照片最外侧落下，将我完整地裁了下来。

画面顿时顺眼多了。

苏婉是母亲，沈砚是父亲，沈星河坐在他们中间。

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一家三口。

沈砚回来时，一眼便看见被裁过的照片。

他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抵着我的发顶，语气宠溺又无奈。

“还在为孩子那句话生气？”

“知微，你是我妻子，这个位置谁都抢不走。”

“星河从小没爸爸，不过是借一个称呼找点安全感，你何必跟一个可怜孩子计较？”

他说话永远这样。

先给我一颗糖，再提醒我，他们比我可怜，所以我没有资格疼。

我将剪下来的自己扔进垃圾桶。

“放心，以后都不计较了。”

沈砚以为我服了软，低头亲了亲我的额角。

“这才乖。”

他把新分装好的药放进我手里。

“睡前记得吃，别又耍小性子。”

动作温柔得像怕弄疼我。

那天夜里，我联系了七年前辞职的设计院，又拟好遗嘱和离婚协议。

最后，我在日历上圈出四个月后的日期。

离婚，复职，处理身后事。

然后死在一个没有沈砚的地方。

这是我剩余生命里，唯一的目标。